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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庆祝改革开放40年之40位人物访谈录”之八|江平:为法治奋斗_央视主播贾晓烨照片
2018-10-10 13:00  www.yijingnet.com    我要评论

改革开放40年最核心的问题有两个,一是市场,二是法治,两者相辅相成。就法治而言有两个任务,一是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,二是制约政府权力。

改革开放首先从开放市场开始,市场要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。”提到改革开放,江平马上提到市场和市场经济,认为国企改制是40年核心的问题。

从国企改革一开始,以江平为代表的法学家就卷进了这一历史潮流,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从法律层面解决国企改革面临的难题,最重要的是明确国家与企业的财产权利关系。

长时间的论争,最终于1988年4月通过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确立了“国家享有所有权、企业享有经营权”的国企经营模式。不过,这在企业经营实践中的效果并不理想。

“于是,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再开一个药方,决心再搞一个《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》,亲自主持召开了四次会议,我参加了其中一次。”江平回忆道。

这一条例虽然把给企业的经营权扩大到14项内容,“但由于这个条例对现实的种种妥协,效果大打折扣,仍然无法挽救国企改制的困境。”江平黯然地摇头。

“直到1993年12月公司法通过,才彻底解决了国企作为公司这种现代企业的产权结构问题。”江平说。

国家作为股东对公司享有股权,公司享有其财产的所有权。何曾想到,这个现在全社会熟知的基本常识,在改革开放中却经过了15年的争鸣与摸索。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历程,没有先例,只有摸着石头过河。

向市场经济转轨不到5年的时间就诞生了公司法,这让江平和同时代的法学家们感到欣慰,“这是市场经济也是改革开放对法制的呼唤,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流,我们在它上面砌过砖、加过瓦”。

江平说,正是改革开放的契机,中国进行了40年符合现代化需要的配套立法,引起了国际法律界的瞩目。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,也是法律现代化的历史。

“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睛里,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”。法律之母民法首先迎来改革开放私法的复兴。

民法“四大名旦”佟柔、王家福、魏振瀛和江平作为立法专家顾问参与了民法通则的起草,为私法奋斗,为私权呐喊也贯穿了江平的一生,成为他的坚守。

“以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对后世的影响,我想无论对民法通则给出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。当时国外称它为中国的民事权利宣言。”江平说。

民法通则确立的四个核心原则:主体地位平等、权利本位(私权神圣)、过错责任和意思自治(契约自由)一直沿用至今,奠定了今天民商法的基础。而当时这四个原则的确立却是多么艰难,江平说,直到1990年前后还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批评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。

后来物权法的出台就更加曲折。

由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2004年一场讲演引发的“第三次改革开放大论战”,到北大学者巩献田的公开信,让正在审议中的物权法卷入“姓社姓资”争论的漩涡。直到2006年3月全国两会上,中央领导强调“改革方向绝不动摇”,立法才驶入快车道。2007年3月16日,历经7次审议的物权法获得通过,打破立法机关审议同一法律次数的记录。

在改革开放中还有一部江平认为应该大书特书的法律,具有划时代的意义,那就是“民告官”的行政诉讼法。

江平毫不吝啬地给予这部法律诸多赞美之词,称其为“中国法治建设中具有里程碑式的一页”,称其“一部法律创设一个崭新的制度……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民告官的历史,给中国民主政治添上浓浓一笔”。

有意思的是,行政诉讼法虽属于行政法,但立法却由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负责,让并不研究行政法的江平担任行政立法研究组组长,行政法专家罗豪才和应松年担任副组长,因为这和民事权利保障有密切关系。

江平说,“改革开放40年最核心的问题有两个,一是市场,二是法治,两者相辅相成。就法治而言有两个任务,一是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,二是制约政府权力。中国改革需要制约公权力,否则就无法建立市场经济,也无法保障私权”。

对于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和法治建设,江平给予很高评价,认为对私权的扩大、公权的限制是非常重要的进步,从法制到法治是重大飞跃。